斯巴达的影响
斯巴达征服了拉哥尼亚，使原住民沦为农奴，这些农奴被称为希洛特。斯巴达的法律和习惯认为劳动可耻，禁止斯巴达人自己耕种土地。
农奴和土地是无法买卖的，并且农奴附于土地上。每个成年斯巴达男子都拥有自己的份地，由通过父系关系传承。地主本人每年可以收取七十个梅德尼（105蒲式耳）粮食，他的妻子可以收取十二个梅德尼。
｛粗略算了一下，七十梅德尼是840英制加仑，也就是3800升粮食，算每升粮食700g，有2.66吨？斯巴达时期对应国内约是春秋战国，《管子·轻重甲》：“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锺。”，春秋战国的百亩约为现在30亩。“锺”可容130公升，也就是差不多2600升，意思斯巴达成年男性地主可以收取约45亩地左右的粮食产出？｝
斯巴达公民唯一的职业是战士。出生的孩子病弱就会被抛弃，所有男性在大学校受训直到二十岁。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一个食堂，他们在一片吃饭，并且每个公民从份地的产出中缴纳一部分，每个人只能靠自己份地的出产过活。
｛继续计算，成年人每日摄入谷物蔬菜水果1kg，肉蛋奶300g左右（按重体力算），肉食和粮食的权重比大约1比5，即一天2.5kg粮食。一年900kg左右。考虑到古代肉类的价值，实际应该会高更多（而且以斯巴达男性的训练量，进食必然远大于现代人）。份地的产出仅算是略有富余。而且女性也接受男性相同的体育锻炼，所以男女食物摄取差距不会很大。｝
在斯巴达，一个父亲有了三个儿子就可以豁免兵役，有四个儿子就可以豁免对国家的一切负担。
斯巴达有两个王，分属两个不同的家族，且世袭。有一个三十人的长老会（包括两个王），和一个有五人的监察官组织。任何一个王出征的时候，都有两个监察官跟随着他，监视他的行动。
温泉关之战（公元前480）是斯巴达人最为人所知的战役。三百个斯巴达人和他们的随从在狭窄的温泉关抵挡住了波斯大军，直到被发现后路的波斯人包围夹攻。战后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树立了一块纪念碑，写着：
”过客们， 请寄语拉西第蒙人， 我们躺在这里， 遵照他们的命令。“
斯巴达人被认为拥有陆上无敌的霸权，直到在留克特拉之战中被底比斯人击败。
柏拉图见解的来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我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柏拉图的产儿；第二，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至少直迄十三世纪为止，始终更其是柏拉图式的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因此在一部哲学思想史里就有必要对于柏拉图，以及在较少的程度上对于亚里士多德，处理得要比他们的任何一个先行者或后继者都更为详尽。 P208
柏拉图，大概于公元前428-427出生，贵族家庭出身，与三十僭主统治时期所牵涉的许多人物都有关系。他的社会地位和家庭使他把雅典战败的原因归咎于民主制，且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是被民主制判处死刑。
柏拉图的部分思想来源能包括如下：
- 毕达哥拉斯：奥尔弗斯主义（宗教倾向、灵魂信仰、数学、神秘主义）
- 巴门尼德：实在是永恒、变化为虚妄
- 赫拉克利特：没有事物是永久的
- 苏格拉底：对于伦理问题的首要关怀，为世界寻找目的论而非机械论的解释
柏拉图认为，“善”与“实在”是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拥有最低限度的变动和最大限度的静止。并且它的统治者应该是最能理解”善“的人。即，统治者们需要接受大量的教育并且掌握超出他人的”智慧“。
以柏拉图和近代思想作对比时，就会出现两个一般性的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第二个是：假定有这样一种东西，那末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宪法可以使它具有政治权力？ P212
纵使我们假设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那末是不是就有任何一种宪法形式可以把政府交到有智慧的人的手里去呢？ 很明显的，多数人（例如全体会议之类）是可以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确乎犯过错误。贵族政体并不常常是有智慧的，而君主则总是愚蠢的；教皇尽管有着不可错误性，却曾铸成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没有任何人主张把政府交给大学毕业生，或者甚至于交给神学博士呢？或者是交给那些出生穷困、但发了大财的人们呢？十分明显，实际上是并不会有任何一种法定选择的公民能够比全体人民更有智慧的。 有人可能提出，人是可以受适当的训练而获得政治智慧的。但是问题跟着就来了：什么是适当的训练？而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有党派性的问题。 因此，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来而把政府交托给他们，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要拥护民主制的最终理由。 P214
柏拉图的乌托邦
柏拉图提出的世界上最早的理想国，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乃是，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
柏拉图一开始就认定公民应该分为三个阶级：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只有最后的一种公民才能有政治权力。 他们的人数比起另外的两个阶级来要少得多。一开头似乎他们是被立法者所选定的，此后则他们通常便是世袭的了；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可以从低等阶级中提拔上来有希望的孩子，而在卫国者的孩子中遇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孩子或青年时，也可以把他们降级。 在柏拉图看来，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卫国者能够实现立法者的意图。 第一桩事要考虑的，就是教育。教育分作两部分，即音乐与体育。它们每一种都具有比今天更广泛得多的意义：“音乐”是指属于文艺女神的领域之内的一切事物，而“体育”则指有关身体的训练与适应的一切事物。“音乐”差不多与我们所称的“文化”同样广泛，而“体育”则比我们所称的“运动”更要广泛。 P215-216
之后，柏拉图在各领域提出了建议。包括教育、经济、生物、宗教等。（不列出，以现在的眼光去看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对人自由意志发展的限制，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革新的可能。）
柏拉图认为，正义就在于人人都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作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当商人、辅助者和卫国者各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
柏拉图的定义有几点值得注意：
- 权利和特权的不平等是可以合理化的
- 预设了一个国家，并使其全体实现某种伦理的理想
若是我们问：柏拉图的“国家”能够成就什么呢？答案就颇为无趣了。它在对人口大致相等的国家作战时能取得胜利，它能保证某些少数人的生活。 由于它的僵硬，它差不多绝不会产生艺术或科学；在这方面正如在许多别的方面，它是象斯巴达一样的。尽管有着一切动听的说法，但其所成就的全部不过是作战的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 柏拉图曾经经受过雅典的饥馑和败绩；也许他下意识地认为，避免这些灾难就是一个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P228
罗素对理想的看法
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我们所谓的“理想”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是信仰它的人所愿望的，但是它之被愿望却与一个人之愿望个人的享受（例如，吃和住）并不完全相同。 构成一种“理想”与一件日常愿望的对象两者之不同的就在于，前者乃是非个人的；它是某种（至少在表面上）与感到这种愿望的人的个人自身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东西，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被人人所愿望。 因而我们就可以把“理想”定义为某种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被愿望着的东西，从而愿望着它的人也希望所有别的人都能愿望它。我可以希望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人人都能对别人友善，等等；并且如果我希望任何这类的事物，我还希望别人也希望它。 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建立起一套看来好象是非个人的伦理，尽管事实上它所根据的仍是我自己的以个人为基础的愿 望——因为愿望始终是我的，纵使被愿望的东西和我个人没有关系。例如，一个人可以愿望人人都能理解科学；另一个人愿望人人都能欣赏艺术；但是造成这两个人愿望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异。 P229
伦理的不可调和
此外，也可能有一种纯粹非个人的理想的冲突。尼采的英雄不同于基督教的圣人，然而两者都是以非个人而受人崇拜的，前一种是被尼采的信徒，后一种则是被基督教徒。除非是以我们自己的愿望，否则我们又怎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呢？ 然而，如果再没有别的东西的话，那末一种伦理上的意见分歧就只好由感情上的好恶或者是由强力——最后是诉之于战争——来加以决定了。对于事实的问题，我们可以诉之于科学和科学方法；但是对于伦理学上的根本问题却似乎并没有这样的东西。然而，如果情形确乎是如此，那末伦理争论的本身也就还原为力量之争了，包括宣传力量在内。 这种观点在《国家篇》的第一卷中，已经由特拉西马库斯粗略地提了出来；特拉西马库斯，正如差不多柏拉图对话录中所有的人物一样，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一个来自查尔西顿的智者，是一个有名的修辞学教师；他曾在公元前427年亚里斯多芬尼的喜剧里出现过。当苏格拉底很和蔼地和一个叫作西法鲁斯的老人，以及和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和阿戴芒土斯讨论过一阵正义之后，特拉西马库斯已经听得越来越不耐烦，就插进了一番热烈的抗议，反对这种幼稚的胡扯。他强调说——“正义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 P230
它提出了伦理学与政治学上的根本问题，那就是——除了人们使用“好”“坏”的字样时所愿望的东西而外，究竟还有没有任何“好”“坏”的标准呢？ 在这一点上，乍看起来宗教是有着一种简捷的答案的。上帝决定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人的意志若与上帝的意志相和谐，那末他就是一个好人。然而这种答案并不是很正统的。神学家们说上帝是好的，但这蕴涵着要有一种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而存在的好坏标准。 ...... 在伦理学里面有没有任何意见一致的陈述呢？如果有，它们就既可以作为个人行为准则的基础，又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末无论哲学的真理可能是怎样，但只要有势力的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伦理分平时，我们在实践上就不得不诉之于武力的较量，或者宣传的较量，或者是两者同时较量了。 ......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意见的一致来代替客观标准的那种观点里包含着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却是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的。像伽利略那样的科学革新者宣扬着一种当时很少有人同意的见解，但终于差不多获得了举世的拥护——对于这种事我们应该怎么说呢？这些人用的是说理的方法，而不是用鼓动情绪、国家宣传或采取强力的方法。这就蕴涵着，在一般的意见而外还另有一种标准。 这个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并不宣称我能解决它。目前让我们满足于仅只注意到这个问题。 P231-233
柏拉图的理念论
柏拉图：哲学家是 一个爱“洞见真理”的人，假设有一个人爱好美的事物，他决心去看一切的新悲剧，去看一切的新图画，去听一切的新音乐。这样的 一个人并不就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只不过爱好美的事物，而哲学家则是爱着美的自身。仅仅爱美的事物的那 个人是在做梦，而认识绝对的美的那个人则是清醒的； 前者只不过有意见，而后者则有知识。
柏拉图：意见是属于感官所接触的世界的，而知识则是属于超感觉的永恒的世界的。（推源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
柏拉图：一个动物是一只猫，看来是因为它分享了一切的猫所共有的一般性质。没有象“猫”这样的一般的字，则语言就无法通行，所以这些字显然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猫”这个字有任何意义的话， 那末它的意义就不是这只猫或那只猫，而是某种普遍的猫性。这种猫性既不随个体的猫出生而出生，而当个体的猫死去的时候，它也并不随之而死去。事实上，它在空间和时间中是没有定位的，它是“永恒的”。（学说的逻辑部分）
柏拉图：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 例如，虽然有着许多张床，但只有一个床的“理念”或“形式”。正如镜子里所反映的床仅仅是现象而非实在，所以各个不同的床也不是实在的，而只是“理念”的摹本；“理念”才是一张实在的床，而且是由神所创造的。对于这一 个由神所创造出来的床，我们可以有知识，但是对于木匠们所制造出来的许多张床，我们就只能有意见了。 这样，哲学家便只对一个理想的床感到兴趣，而不是对感觉世界中所发见的许多张床感到兴趣。（这床简直就是.Class文件）
我们的理想国可以有两种开国的方式：一种是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另一种是统治者成为哲学家。作为一个开端，前一种方式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还不曾哲学化的城邦里，哲学家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一个天生的君主却可以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有一个就够了；只要有一个人能使一个城邦服从他的意志，那末他就可以实现为这个世界所如此之难于置信的理想政体”。 P241 PS. 突然想到教员。
柏拉图力图用视觉上的类比来解说清晰的理智洞见和混乱的感官－知觉的洞见两者之间的不同。 他说视觉和别的感官不同，因为它不仅需要有眼睛和对象，而且还需要有光。太阳照耀着的物体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在熹微朦胧之中我就看得很模糊，在漆黑里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理念世界就是当太阳照亮着物体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万物流转的世界则是一个模糊朦胧的世界。眼睛可以比作是灵魂，而作为光源的太阳则可以比作是真理或者善。 灵魂就象眼睛一样：当它注视着被真理和存在所照耀的东西时，便能看见它们，了解它们，并且闪灼着理智的光芒；但是当它转过去看那变灭无常的朦胧时，这时候它就只能有意见并且还闪烁不定，先有这样一个意见，然后又有那样一个意见，仿佛是没有理智的样子。……赋予被认识的东西以真理性并赋予认识的人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我要你们称之为善的理念的东西，而你们也将会把它认为是知识的原因。 这就引到了那个有名的洞穴的比喻，那个比喻是说，那些缺乏哲学的人可以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他们是被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在他们与墙之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实在的事物，才察觉到他前此一直是被影象所欺骗的。如果他是适于做卫国者的哲学家，他就会感觉到他的责任是再回到洞穴里去，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那里去，把真理教给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他想说服他们是有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那么清楚，而在别人看起来，他仿佛比逃出去以前还要愚蠢。 P245-246
柏拉图关于理念的学说包含着许多显然的错误。但是尽管有着这些错误，它却标志着哲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是强调共相这一问题的最早的理论。柏拉图所说的话哪怕是加以一切必要的改正之后，其中仍然有某些东西是要保存下来的。
柏拉图所犯的错误就类似于说“有人性的是有人性的”。他认为美是美的；他认为“人” 的共相是神所创造的人的类型的名字，而实际的人则是这个人的类型之不完全的并且多少是不真实的摹本。他全然没有能认识到共相与个体之间有着多么大的鸿沟；他的“理念”其实恰好不外是在伦理上和审美上较凡颇为高的另外一些个体罢了。
柏拉图绝不会梦想到要否认我们面前是表现着有许多张床的，尽管说只能有一张唯一实在的床， 亦即神所创造的那张床。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正视我们面前有许多表现的这一事实的涵义，而这种“多”正是实在的一部分。任何一种想把世界分成为若干部分而使其中的一部分要比别的部分更为“实在”的试图，都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与此相联系着的便是柏拉图的另一种奇怪的见解， 即知识和意见必定是涉及到不同的题材的。我们应该说：如果我认为天要下雪了，这就是意见；如果后来我看到天是在下雪了，这就是知识。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下，题材都只是同一个。可是柏拉图却以为在任何时候只要是能成为意见的东西，就永远不能成为知识的材料，知识是确实可靠的而且不会错误的；意见则不仅仅会错误而且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它假定了仅仅是现象的东西的实在性。
任何假说不论是多么荒谬，都可以是有用的，假如它能使发现家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想事物的话——但是当它幸运地已经尽了这种责任之后，它就很容易成为继续前进的一种障碍了。